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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王世贞著述最为宏富，几乎无人能与他相比。他是明代著名的复古文学“流派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独主文坛二十年，对当时的文风士习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博学多才，除文学上的成就外，在诸如史学、书法研究、造园、藏书等方面，亦有建树。尤为难能可贵的，在其晚年的时候，他能虚心克己，不自护短，对自己的文学复古主张予以反思，加以否定，表现出一种勇于改过的精神，颇为后人所乐道。
由于王世贞的文名甚重，人们往往只知道他是明代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殊不知世贞在史学、书法研究、造园、藏书诸方面也是成就卓著。王世贞对于自己的史学才能很自负，隐然以当世司马迁而自命，在修史方面抱负很大，欲修一代之史。他的史学发展观如同他的文学发展观一样，也是是古非今。世贞十分推崇汉以前的史书，尤其称颂司马迁的《史记》，对《史记》以后的史书不屑一顾，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但对于修史，世页却能主张“作史者一字之囊，片言之贬，不取一时，而取万世。非作史者之权与势触取万世也，盖是非之公在万世。”这种史贵实、史家贵直笔的史学主张，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特别在当时官修、私修的诸史书严重不实的情况下提出来，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为修一代之史，王世贞“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瑰琰之详，盖三十年如一日矣。晚而从故相徐公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窃并欲藉薛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庶几略代之盛，不至忘忘耳“。
他将搜集的大量史料，整理成书，撰有《卑山堂别集》、《明野史汇》、《皇明名臣瑰瑛录》等。他的门人董复表，亦撰有《拿州史料》和《嘉靖以来首辅传》。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世贞未能修成一代之史，但是却保存下了大量的史料，有的不见于其他史书，更显得特别珍贵。清代修《明史》时，就参考了世贞《弃山堂别集》中的史料，吸取了他对问题的见解，有些地方甚至连文句也未作多大的改动。
王世页性喜林泉之乐，精于造园之术。在其中年，曾倾资构筑了一座耸山园，使得太仓城里平地起楼台，城市出山林，轰动一时。这座园林规模宏大、景色秀丽、雍容典雅、玲瑰别致，在明朝后期是一座享有盛名的江南名园。世贞自己撰写有《拿山园记》，对园的规棋、布局、风格、建筑、景观等记载甚详。耸山园的筑就，更使他声名远播，“名在天下“。世贞还编纂过一部《古今名园墅编》。该书辑录了历代关于园墅的诗文，可惜未能流传下来，今天我们仅能见到这部书的一篇序言。
王世贞一生嗜书如命，夙好读书，对各种书籍，他广为搜寻，甚至不惜代价求购。宋刻本班固的《汉书》和范畔的《后汉书》，为藏书界著名的珍秘，旧为元代书画家赵孟類所藏，后一再转手，世贞探得下落后，以一座庄田的代价买得。世贞藏书达三万余卷，是明代有名的藏书家。进入晚年以后，王世贞趋于消沉，偏好释、道，拜县阳子为师，跟其学道，以为通过修炼，可以得道成仙。县阳子，世贯的同乡、万历年间曾任过宰相的王锡爵的女儿的道号。
她于未婚夫死后，即学道修行，世贞在自己的著作里，记叙了很多关于她的异事诡迹。晚年，王世贞也逐渐认识到自己早年恃才使气，言论偏激，模拟复古，造成了谬误流传，表现出一种虚心克己，勇于改过的精神。他放弃了文学复古的主张，提出在评论古代作家与作品时，要实事求是。对诗歌，他也有了新的认识，强调诗是“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又说：“言为心之声，而诗又传其精也“。国他对早年撰写的《艺苑厄言》，评论失当，深为追悔，说：“余作《艺苑厄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麟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
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式，既不切当，又伤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对史学的认识，他也作了认真的反省，由是古非今转为博古贯今。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必然在行动上会有表现。王世贞亦然。与王世贞同一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归有光，推崇唐宋散文，反对文学复古，曾斥世贞为“庸妄人“，认为否定唐、宋、元诸名家及其作品，犹如“此焊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对这样一个曾经尖锐批评过自己的人，世贞晚年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他对归有光的文章，尤其是散文方面的成就，心悦诚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王世贞晚年病重时，有人前往探望，见他卧在病榻上已不能起身，脸上无一丝血色，一双瘦得像枯柴一般的手吃力地捧着一本书，口中嘴暖着，样子像在诵读文章。来人轻轻走近他，见到这位早年提出“大历以后书勿读”的文坛领袖，手中捧着的书竟然是苏东坡文集，惊讶得张口结舌，半天未说出话来。万历十九年，王世贞终于走完了他生命的全部历程，享年六十二岁。其弟王世，亦好学，善诗文，官至太常少卿，名亚其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