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后,出于统治的需要,慈禧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虽然是从巩固其个人权力的目的出发,客观上却对晚清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内政方面,慈禧延续了肃顺等重用汉人的政策,提拔了一大批汉人官员,更加放手重用曾、左、李等地方军事集团派的领袖。试以曾国藩为例,在1860年10月19日他尚抱怨“虽有封疆之责,而国藩本未接印”,到1861年12月16日竟一跃而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而此次提升距他1861年8月11日正式接两江总督关防以来,尚不过几个月罢了。
这一时期地方军事集团领袖被重用,对于慈禧而言,更多地是为了从地方上寻求其权力的支撑点,相对于国家和皇室的利益而言,慈禧的统治“目的不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是维持一种非正统的个人权力”。但其结果是新的汉人地方军事集团的崛起左右了19世纪后期晚清政局的发展。造成中央与地方统治的隔绝,关键在于地方势力集团的崛起,正如罗尔纲所考辨的那样,这是由于“兵归将有”局面的出现。当时的形势肯定不像斯佩克特认为的那样,中央与地方出现明显的分裂。不过,中央与地方的联系通道确实不如以前那么畅通了;并且在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八旗兵与绿营兵完全崩溃,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湘淮军。
针对这种情况,慈禧重用地方汉人军事集团派领袖的政策,客观上无疑符合了当时实际的政治、军事状况。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政变结果的化身—新政府的身上无疑也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特征。新政府吸取了以往的经验,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政府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改变了咸丰朝时动摇不定的举措,坚定地推行主和政策。新政府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政策。不仅发布上谕,对江浙绅士殷兆墉等提出的“借助西兵,规复苏常各属城池”的主张表示了兴趣,而且在紧接着的一系列上谕中，多次谕令地方督抚“迅速筹款购买外洋船炮”。
同时,新政府的核心领导—奕诉.从督办和局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必须改变对外国的态度。尤其是当英法两国带兵二万多人分踞京城后,“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却遵守信义按约撤兵。类似的一系列事实似乎加强了奕诉对“夷人也讲信义”的信念。被咸丰遗留在京师的大批中央政府官员对此点也有切身的体会。这样,由他们制定与执行的对外政策,主和必然会成为主旋律。新政府一再重申中外和睦的外交方针,不仅是慈禧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先安内后攘外的结果,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仇视外国人的态度的改变,为西方文化的输人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之后,从心理上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辛酉政变的影响更为重要却不易察觉的方面在于它对中央统治思想观念的冲击。
清朝乾隆皇帝说过,“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然而慈禧主政这一事实本身,对于有清一朝祖宗之法,对于那种“两宫垂帘,亲贤夹相辅助,主国三公,事权无不下移”的行政体制,对于清朝皇权皇位一体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从更深层面来讲,辛酉政变对中央统治观念的影响在于这它改变了最高领导阶层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认识,使得统治阶层能够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中外关系,较好地动用西方的“用”而为中国的“体”来服务。在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与态度方面,咸丰皇帝的表现无疑令人失望,用无知和愚昧来形容尚嫌远远不足。
而政变后的这一批新政府的领导者,从地方实力集团在战争中对洋枪洋炮的切身体会到中央阶层一再发出上谕,要求购买西式武器,无疑是承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不再固守天朝广有万物的概念了。政变冲淡了自傲情结。新政府的统治者纵使心中对西方是不以为然,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中一再宣示中外平等,永远和睦,甚至订立了专门的条款,宣告了不准称西方人为夷人。这完全可以看出统治者本人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了,那种天朝一统,万国臣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总理衙门、海关总署等新式机构的设立以及借师助剿方针的提出,固然是由于政治现实压力的结果,而这一切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政变后新政府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其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心理与观念的需要,而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又导致了晚清整个社会的变化,寻求其根源,无法否认政变本身的原始动力。辛酉政变不应该作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来看待,它实际上是晚清政府在非常时期的一次政治变革,奠定了晚清政治的走向与基本格局。政变后出现的经济、社会、外交、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和近30余年的和平形势,无不由这场政变而始。从这种层面上讲,辛酉政变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