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从孤愤行吟到安然自嘲

2019-12-18 12:36:22 来源:东方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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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引诱》 (美)宇文所安 著 译林出版社

诗 歌

郑渝川

为了摆脱疾愤与不安,诗人杜甫在公元760年,以59岁的高龄抵达成都。之前的几年,对于杜甫来说,完全是场噩梦。杜甫宦途极其困顿,成为权相李林甫争斗的连带牺牲品。他在年轻时曾写下“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豪情万丈的诗句,俨然有李白式的广阔。但人生的剧烈转换,使得后来的他,创作风格几乎完全变了。杜甫的人生坎坷,造就了其多样化的作品风格,为后人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传颂名篇,而他本人及其家人却承受着今人难以想象的煎熬。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这首《彭衙行》描绘的就是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后,杜甫率家人迁移避祸途中的经过。全诗体现了自然主义的风格,细致入微地展现了避祸途中的遭际和感受。杜甫开始摆脱之前作品中相对内敛的感情特点,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写出了许多感情激烈的诗篇,比如,《三吏》、《三别》、《哀江头》等。

来到成都的杜甫,迎来了一个丰富多产的时期。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巴蜀大地常常能凭借地利而为民众提供庇佑。成都时期的杜甫,开始建构一种新形象:“作为老人的成熟的、幽默的自我形象。”比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就写出了一个拥有自嘲精神的老诗人形象。

世界著名汉学家、美国唐诗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宇文所安在其所著的《诗的引诱》一书中就写道,杜甫的成都诗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也就是他本人开始更好地与他人保持距离,从而为他自己“以幽默的畏惧观察自我”提供条件。

宇文所安指出,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杜甫流露出的仍然是自我怜悯、自嘲、幽默夹杂的情绪:“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成都时期的杜甫,并没有如唐朝的其他许多诗人那样过着富足生活,相对而言仍然清贫,但他仍然取乐其中,经常在作品中出现“老狂士在小农舍中过着朴素的生活,周围是优美的自然风景”的情致。这样的情致在杜甫离开成都后,依然得以保持,所以写出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样的惊艳金句。

宇文所安说,杜甫在世时,从来都没有成为过文坛、诗坛的核心人物。杜甫生命最后阶段是在漫游偏远地区度过的。在他死后,作品甚至一度无人问津,又过了几十年,韩愈、白居易等人开始将杜甫与李白相提并论。杜甫诗歌的盛誉,也正源自于韩愈为代表的中唐作家的反复模仿。人们开始意识到,杜甫是李白之外中国诗歌的另一座高峰,开拓了题材范围,促成各种要素在作品中重新组合。《诗的引诱》中指出,杜甫将许多生活体验的内容写入诗歌,使得非虚构世界也可以表达感情和意义;而且,杜甫的作品相对简洁、凝练,质朴而唯美,一些看上去像是口语表达的语句嵌入诗句中,也并不显得俗气。

《诗的引诱》一书被收入译林出版社丛书“大家读大家”的第二辑。这套丛书邀请当今人文大家为读者解读古今中外名家名作。在本书中,宇文所安为读者详细鉴读了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几位诗人,包括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杜牧等,并通过解读唐诗的创作方式和规律,为读者理解唐诗奥妙提供帮助。全书行文流畅,语言优美,可读性强,有助于中文世界的读者完成对唐诗的“再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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