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间，清华大学施工队在修建土木馆大楼时发现一处古墓。网友们热议“为何高校常与墓地结缘”。这种说法并非凭空而来，在本世纪初，西北政法大学校区曾挖掘出多处墓葬，其中一座墓葬的主人，就是西汉酷吏张汤，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对他有详细的描述。纵观他的一生，给人颇多感慨。
眼看他起朱楼
张汤幼年时，一只老鼠偷了他家肉食，他以老练的办案手段“审判”了老鼠的罪责，并对老鼠处以“磔刑”。从这件小事，可见张汤从小就在法律方面崭露断案天赋；同时也显露出酷吏的影子。张汤的处理让父亲感到惊讶，从此也就让他学习律令并成为刀笔吏，进入仕途。武帝时期的几件大案，如陈皇后巫蛊案、淮南王谋反案均由张汤办理，他对涉案人员穷追猛打，深得汉武帝赏识，从此进入权力中心，开启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段。
从张汤的结局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按文学理论的一般说法，属于性格悲剧），这颗悲剧的种子是在幼年时期就种下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汤父亲的教育方式影响了张汤的一生，他有意引导张汤在法律方面发挥才能，可以说符合儒家因材施教的思想。但是父亲忽略了张汤性格中冷酷残忍的一面，这对一个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是危险的，要么及时批评和纠正张汤的缺点，引导他的性格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要么就让张汤甘为平民百姓，或可安然终老。因此，张汤的悲剧和他父亲的教育失误是分不开的。
眼看他宴宾客
张汤逢迎武帝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首先，张汤善于揣摩武帝意图，执法并不是以律令为准，而是以武帝的意志来左右案件的处理。他深知武帝打击诸侯王和地方豪强的决心，因此处理这些人的案件毫不手软；相反，对于平民百姓和弱小的人，张汤却多加袒护，展现出他人性善良的一面。
其次，张汤巧用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为自己判决作掩护。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张汤就请儒家学者从《尚书》《春秋》等经典中找寻断案依据，以此钻法律的空子，为武帝个人的判决意见寻求操作空间。
再次，张汤极力维护武帝的权威。如果案件处理得当，张汤就将功劳归于武帝，称颂皇帝的圣明；若是办事不利，则把罪责归咎于自己。武帝也对张汤多有宠信，提拔他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并处理了和张汤作对的人，风光一时无两。
由此观之，武帝的某些暴政和张汤这样的酷吏是有关的。武帝曾想宽恕诸侯王谋反案件的部分人员，但是却遭到张汤的反对，理由和《红楼梦》中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处理一个迟到下人的理由一样，“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武帝也就同意张汤的意见。张汤的做法从表面上像是顶撞和违背武帝，实际上和武帝加强集权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使得武帝更加倚重他。这样张汤等于是牺牲了别人，成全了自己，而某些原本不必发生的惨案也变成了现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张汤“劫持”了武帝的意志。
眼看他楼塌了
张汤升任御史大夫以后，权力野心急剧膨胀。御史大夫本是负责监察百官、起草诏书等，然而张汤越俎代庖，常与武帝探讨国家财政，有架空丞相甚至皇帝的嫌疑，用司马迁的话说叫“天下事皆决于汤”。至此，张汤的权势达到顶峰，甚至张汤生病，皇帝都亲自去探望。
常言道“月圆则亏，水满则溢。”就在张汤风光无限的时候，有人向武帝告发张汤贪污，不知道判决他人入狱多少次的张汤也成为囚徒。张汤此时还对武帝抱有幻想，企图为自己申辩，最终在武帝使者赵禹的暗示下只能自杀。
西北政法大学张汤墓遗址
张汤案发的导火索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对张汤怀恨在心，根源在于张汤多次排挤丞相，只愿享受丞相的权利，却不愿承担责任，有了好处自己包揽，有了坏处推给他人，只能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武帝本来就有置张汤于死地的想法，所缺的仅仅是一个契机，三位长史只是恰巧扮演了这个角色。否则，武帝只要在张汤生前审查他的家产便可得到他是否贪污的结论，何必等他死后再行此事呢？“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天下基本平定以后，武帝已不需要张汤这样的酷吏发挥震慑作用，况且张汤办案得罪了不少人，杀张汤以平众怒，收买人心，何乐不为？武帝甚至不愿背上卸磨杀驴的名声，为显示杀张汤只是受人蒙蔽，于是杀完被告杀原告，三位长史被处死，丞相也被迫自杀。
或许武帝对张汤的死心怀愧疚，晋升了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父亲的遭遇对张安世是个重大的警醒，所以他官谨慎低调，与人为善，在武帝末年到宣帝时期的一系列动荡中得以平安无事，甚至和权势熏天的霍光也能安然相处，得到皇帝和许多大臣的普遍尊重。《左传·文公七年》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如果说张汤有赵盾“夏日之日”的严酷，那么张安世则有赵衰“冬日之日”的温和，这为张汤的子孙赢得了长久的荣誉，西晋左思有诗曰：“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说的就是张汤子孙七代为高官这件事。
张安世是吸取了父亲的教训，但从武周时期的周兴、来俊臣事迹看，这样的悲剧还是一再上演。以史为鉴，审视张汤的人生经历，避免过于冷酷、平等善待他人的道理，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投稿）
（统筹：陆藜）
